汉字蕴含的文化向心力——汉字与早期国家的形成和统一

一笔一画诉春秋,一撇一捺绣风华。汉字，历经几千年风雨涤荡，已经深深融入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习近平总书记在殷墟遗址考察时指出：“中国的汉文字非常了不起，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汉文字的维系。”汉字不仅是记载、保存和传承悠久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而且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纽带。

汉字对中华民族形成发展的作用与意义，是汉字史与中华文明史研究的重要课题，也是当下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需要回答的现实问题。学界一般认为，战国后期隶书的出现是古今文字的分水岭。在此之前的先秦是汉字形成与发展的“古文字”时期，也是中国古代文明肇始、中华民族奠基的关键时期。几千年来，汉字与中华文明相辅相成，协同发展，互相成就。汉字不断，中华文明才会绵延不绝；中华民族生生不息，从根本上保障了汉字的持续和稳定。

前奏

文字的创制与使用是文明形成的重要标志之一。苏美尔、古埃及、中国等古文明都伴生有自源文字体系。相较于其他早已不再使用的楔形文字、圣书字，汉字的使用持续不断且历久弥新。

汉字如何产生至今仍是一个难解的谜题。不过可以肯定的是,甲骨文作为一种成熟的自源文字系统，此前应经历过符号素材逐步积累、文字使用需求不断提升的漫长发展过程。

早在7500年前，舞阳贾湖遗址的龟甲、石器上就有16处人工刻划的符号。西安半坡、上海崧泽等地也发现了数量众多的刻划符号，不过多数一器一符，鲜有符号组合，因此还不能视作记录语言的符号系统。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80年代，在余杭南湖发现了一件良渚文化的黑陶罐，其肩腹部有连续的八个符号，已很接近原始文字，大概与用箭镞、陷阱捕获某种野兽有关。这是先民用符号记录语句的一次认真尝试。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华大地满天星斗般散布着众多文明，不同区域都开始了对记事方式的艰辛探索。虽然目前还没有证据表明这些符号与后来的甲骨文有直接承续关系，但这为后来汉字的形成提供了丰富的符号素材与宏阔的文化背景，是汉字形成的前奏。

创制

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成体系汉字是约公元前14世纪至前11世纪的殷墟甲骨文，其使用主体是商王室贵族。与此同时，陕西周原发现的先周甲骨文，在行款、用词上虽与殷墟略有差异，但文字上却属同一个系统。二者可能具有共同的源头，承继自龙山——二里头文化遗产，其年代与文献中的夏和早商大致重合。汉字真正意义上的创制应该就在这一时期。文献上，《尚书·多士》讲“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国语·晋语》也有“阳人有夏、商之嗣典”的记载；《清华简·尹至》通过伊尹之口描绘夏桀“虐德，暴童，亡典。”可见，在周人的记忆里，夏代便已存在文字书写的典册。此外，甲骨文本身也透出不少信息。比如，甲骨文语序固定，语法结构、书写规则统一，已经是成熟的文字系统；甲骨文中不少象形字，如鬲、酉等更接近前甲骨文时代的考古遗存。这些线索都与文献中的“夏典”时代吻合。

考古学者认为，中原文明的形成具有合成性质，不同地域的文化因素在中原地区交汇融合。以传说中黄帝为代表的中原文明逐渐成为不同族群的共主，跨区域的经济、技术、礼制互动日益频繁。二里头时期，从陶器群的分布可以看出，中原政治地理空间得到大幅开拓，此后以郑州商城为代表的早商文化又进一步扩展。在这样的背景下，信息如何突破时空限制而准确有效地传播成为迫切的政治需求。与此同时，具有宫殿宗庙、大型礼仪建筑的城市逐渐崛起，成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在权力中心内，此前各种记事方式的整合与统一成为可能。

综合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可以说，此时汉字应运而生已具备了历史文化条件。

传播

汉字系统中字形和字义的关系相对稳定，而与语音的关系相对疏离。这样的文字特点或可有效加强不同地域族群间的沟通，与广域王权国家模式相适应。

西周王朝建立后，“封建亲戚，以藩屏周”的分封制成为重要的政治制度，周人分封的地理空间已相当辽阔：北至琉璃河燕国，南至随州叶家山曾国，东至山东齐国，都出土过不少周初铜器，与商代相较，出土金文的数量与地点都大为增加。值得注意的是，西周初年诸侯国青铜器形制大多与周王畿相同，器形、纹饰、工艺上看不出明显差异，尤其是铭文书法，不少甚至可视为一人所书。可以看出，伴随着大分封，周人及其制度、文化实现了跨区域流动，汉字从中原四向流布，在中华大地上实现了一次大规模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