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晓波：玄奘《大唐西域记》的文化价值

董晓波 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法治现代化研究院“一带一路”法治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江苏省人才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江苏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担任中国法律英语教学与测试研究会副会长、江苏省比较法学研究会副会长等。主要从事中西文明交流史、法律语言与翻译、区域与全球治理、跨文化交际等方面的研究。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一般项目两项以及多项省部级课题，国内外出版中英文著作10多部，发表学术论文250余篇。

　　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的德化白釉玄奘立像。新华社发

千年丝绸之路上曾经留下众多历史名人的足迹，其中最著名之一就是唐朝玄奘法师。鲁迅称他是“舍身求法的人”，梁启超盛赞他“千古一人”，唐太宗高度评价他为“法门之领袖”。玄奘所著《大唐西域记》是一部记载玄奘西行求法前后十多年间所见所闻的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由玄奘奉唐太宗之敕令口述，弟子辩机笔录而成，被誉为东方三大旅行记之一（另两种分别是马可·波罗的《马可·波罗行记》、日本圆仁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

一般认为，从玄奘所处的时代来审视，玄奘西行的影响基本是单向的——主要体现为当时印度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玄奘将天竺游学期间所收获的见闻、佛教典籍以及所思所想带回长安，通过译经讲法，创立法相宗，促进了佛教在古代中国的传播，推进了佛教的本土化进程。但是，如果在一个更长的历史脉络中审视《大唐西域记》，我们就会发现，玄奘之行的文化价值超越了时空，不仅带来了中国文化对印度文化的吸收，也产生了中国对印度的历史影响，具有一定的世界意义。

《大唐西域记》的成书与传播

从历史记录来看，当初唐太宗要求玄奘撰写《大唐西域记》，主要目的是希望尽量多地了解西域情况。唐贞观十九年二月初一，太宗在仪鸾殿接见玄奘，询问西去见闻，尤对西域地理风情及政治状况感兴趣，与其攀谈许久，谈话间，“帝又谓法师曰：‘佛国遐远灵迹法教。前史不能委详。师既亲睹。宜修一传以示未闻。’”（《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第六）

当时勃兴的唐王朝，需要保卫并巩固自己的疆域，其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要消除当时西面和北面的突厥军事联盟对中原王朝的威胁，并进一步妥善处理中原王朝与突厥部落的关系，这正是玄奘西行的宏大历史背景。自南北朝后期到唐初的一百多年间，在中原王朝的北部和西部边境以及延伸到中亚的地域内，由突厥人作为主体组成的部落联盟一直是相当强大的军事政治势力，当时的突厥人控制着从中原到西域的所有通道。在突厥分裂为东西两大部后，从中亚到印度的广大地域内，数十个国家和地区都在西突厥的势力范围之内。《旧唐书·突厥传》记载：“（西突厥）统叶护可汗，勇而有谋，善攻战。遂北并铁勒，西拒波斯，南接罽宾，悉归之。控弦数十万，霸有西域，据旧乌孙之地。……西戎之盛，未之有也。”到了唐太宗贞观四年（公元630年），随着唐军的军事胜利，东突厥问题得到解决，其后需要面对的主要是西突厥问题。在整个唐太宗统治时期，西突厥与唐王朝时而保持和平，时而兵戎相见，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唐高宗显庆二年（公元657年），西突厥才完全被唐朝军队击败，唐朝由此控制了以碎叶为中心的大片地区，并在碎叶设置军镇。新设的碎叶镇成为唐王朝最西的军镇，与龟兹、疏勒、于田一起合称“安西四镇”，统属于安西都护府。唐王朝对西域地区的全面经营，一直持续到唐玄宗时期。唐玄宗天宝十年（公元751年），唐将高仙芝带领军队，在中亚的怛罗斯（《大唐西域记》里称作“呾逻私”）与大食军（即当时进入中亚不久的阿拉伯阿拔斯王朝的军队）发生冲突。怛罗斯之战唐军战败，唐朝军事力量由此退出这一地区。

玄奘法师姓陈名祎，洛阳缑氏（今河南偃师缑氏镇）人。13岁出家，21岁受具足戒。玄奘曾游历各地参访名师，学习《涅槃经》《摄大乘论》《杂阿毗昙心论》《俱舍论》等经论。学习过程中玄奘感到各师所说不一，各种经典所载内容也不尽相同，最终决定西行求法，以解迷惑。玄奘此前也曾陈表朝廷奏请去西方求法，结果未被允准。直到唐太宗贞观三年（公元629年），玄奘觅得机会，从长安出发，经姑臧出敦煌，途经新疆，经中亚辗转到达中印度摩揭陀国王舍城，进入当时印度佛教中心的那烂陀寺学习。他师从戒贤学习《瑜伽师地论》《显扬圣教论》《对法论》《集量论》《中论》《百论》《俱舍论》《大毗婆沙论》《顺正理论》《因明论》《声明论》等论典，着重钻研《瑜伽师地论》，兼学梵书《声明记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