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土简牍透露隐秘历史:普通人在三国怎么生活

嘉禾吏民田家莂。莂是可剖分的契约文书，一式两份或多份。归档时，这些田家莂被编连成册，这种简册形成了我国竖排本书的雏形。从券书上我们可以看出孙吴时长沙郡临湘县佃户租佃土地的数量及须向官府交纳钱粮、布匹等赋税的数额。长沙简牍博物馆供图

吴简双面签牌。签牌是一种起标识作用的简牍，上书该类文书档案的类别或名称，并系于或搁放于归了类别的文书档案上，以供查阅。该简中部之契口即为系绳之用。长沙简牍博物馆供图

编者按

马可·奥勒留在《沉思录》中说：“环顾历史，那些赫赫有名的人物都到哪里去了？他们像一股青烟消失了。”历史与我们渐行渐远，历史人物成了坊间茶余饭后的谈资。这其中最典型的就是三国，在话本、小说、戏剧的演绎之下，三国故事脍炙人口，真正的三国历史却越来越模糊。

实际上，历史并不遥远，目前全国分布着超过500处三国遗迹，包括古城址、古战场、古墓葬、古道、碑刻、祠庙以及纪念性的遗迹，还有众多博物馆收藏有三国时代的文物。国学即日起开“重返三国现场”专栏，重返现场，将这些遗迹与文物拼合起来，我们也许可以获得一个全新的视角，看到一个更加真实、立体的三国时代，聆听1800年之前在这片土地上回响过的激荡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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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史书中看到的三国历史，大多是帝王将相的传记，选取的是“自上而下”的视角，而那些三国时代普通人的生存境遇、生活样貌，大多为时间所掩埋，寂然无声。长沙走马楼吴简的出现，让三国历史获得了可贵的“基层视角”。

建筑工地惊现三国吴简，数量超过全国已出土总和

1996年10月，为配合市政建设，湖南省长沙市文物工作队在市中心五一广场东南侧走马楼街平和堂商厦建筑工地开展考古调查勘探。一名考古人员在施工现场的淤泥中发现了一块长约20厘米的木板，木板上的字迹隐约可见，这很可能是一枚古代简牍。

根据这一线索，考古人员在建设工地东南侧发现了一个巨大的椭圆形水坑，经判断是一口废弃的古代井窖。在被水浸泡的古井内，又发现大量的简牍层叠在一起，数量惊人。然而这时，这一区域已经被工程挖掘机破坏，一部分可能带有简牍的渣土已经被挖掘运走。考古人员连忙兵分两路，一路守住现场，另一路直奔长沙城东郊5公里外的湘湖渔场卸渣场，寻找倾倒于此的井中淤泥，抢救简牍。经过十多天的努力，大部分简牍得以保全。

这座古井被编号为J22，出土简牍经过清理统计，总数超过13万枚，这一数量超过此前全国已出土古代简牍的总和。从简牍中所记载的年号来看，上起汉灵帝中平二年（185年），下至吴大帝孙权嘉禾六年（237年），比较集中在东吴黄龙至嘉禾年间，经专家讨论议定，这批简牍被定名为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

简牍是古老的书写材质，以木、竹为材料，经过削切、打磨、杀青、上胶、编联等步骤制作而成。虽然东汉已经发明了纸，但直到魏晋，简牍仍然是书写的主要材料。简牍相较帛、纸而言，易于保存，简牍的出土往往能够与传世文献互证。在此之前，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山东临沂银雀山汉简等秦汉简牍的出土，为补史证史发挥了很大作用。但三国时期的简牍一直以来所见寥寥，长沙走马楼一次性发现如此海量的简牍，轰动全国。

史书上的“熟人”在简牍中出现

长沙与三国渊源颇深，东吴政权的奠基人孙坚曾任长沙太守，并以此为根据地举兵讨董，揭开孙氏一族称雄乱世的序幕。孙权称帝后，念及长沙为东吴肇起之源，又将其兄孙策追谥为长沙桓王。东吴时，今长沙市为长沙郡临湘县治所，东吴名臣步骘被封为临湘侯，封地正在此地。

走马楼发现的三国吴简，其内容大致包括佃田租税券书、官府文书、户籍记录、名刺、账簿等。根据内容推测，这批吴简可能主要是东吴嘉禾年间临湘侯国官员处理过的行政簿书，因为过期废弃而统一倾倒在这座井中，意外地保存到了1700多年后的今天。

从这些简牍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熟悉的三国人物。如编号1556、20541的简牍上有“步侯”字样，“步侯”即时为骠骑将军、临湘侯的步骘。步骘在夷陵之战中曾奉命从交州北上益阳助战，讨平零陵、桂阳诸郡叛逆，封临湘侯，后官至丞相。步骘在长沙郡屯驻十年之久，对长沙有很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