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通中出新！《中国文化史学的历史与理论》学术讨论

“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丰沛的文化史资源，为中国文化的繁荣兴盛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源源不断的滋养。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2022年4月22日，在世界读书日到来之际，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精心组织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学术研讨会，研讨张昭军教授的新著《中国文化史学的历史与理论》(人民出版社2022年1月出版)，推进学科建设。会议由中心主任杨共乐教授主持，孙燕京教授、李志英教授、周文玖教授、林辉锋教授和湛晓白副教授等出席会议，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30余名硕士博士研究生参加了讨论会。

会议现场　会议主办方／供图

《中国文化史学的历史与理论》一书凡12章，40余万字，系统梳理了中国文化史学兴起、发展、沉寂、重兴的历史，分阶段剖析了文化史研究的特点及其变化，并结合时代思潮，探讨了梁启超、章太炎、柳诒徵、钱穆等著名学者的学术成就、史学观念和理论方法，从史学理论层面回答了文化史学是什么、文化史研究的取向和发展道路等基本问题。

书影　会议主办方／供图

首先，张昭军简要地介绍了该书的选题缘起、基本思路和写作时遵循的指导原则。他表示，该书的问题意识来自于读书、教学和研究过程中所遇到的一些困惑和难题，在写作过程中，尽可能做到以问题为导向，论从史出，详人所略，切切实实地解决一些学术问题。

与会学者讨论热烈，全面地分析并肯定了《中国文化史学的历史与理论》一书所取得的成绩，并就今后中国的文化史研究、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科建设发表了意见和建议。

孙燕京研究和讲授中国近代文化史近40年，见证了改革开放以来的“文化热”和文化史学的“复兴”。她分析认为，该书有三个优长。第一，它对一百多年以来中国文化史学的产生和发展，以及近四十年来文化史学的研究进行了系统的历史梳理和理论思考，因此该书在文化史、文化学科史、文化史学等方面起着发凡起例的作用。第二，该书能够在当前分散的、相对碎片化的诸多文化史研究成果中整理出学术体系，进而以整体的视野，纵横结合，建立起理论系统，对文化史研究予以总结和提升，实属不易。第三，该书是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和教学传统的标志性成果，在两个方面表现出了充分的自觉性，一是对于中国文化史研究的自觉，二是传承北师大文化史学术传统的自觉，对学科建设也颇具启迪之功。

孙燕京还从历史建构与历史真实之间的张力出发，讨论了在史学史和文化史意义上，中国近代文化史应如何书写的问题。她认为，将历史研究视为一个建构的过程，具有相对的准确性。兰克学派于史料间排比甄别，进而寻找历史真实的研究品质，其实深受史料本身真实性的局限。历史研究固然有还原历史真相的一方面，同时也受到史家自身思想、意识的作用。因此在求索历史真相之外，著史的关键在于创新，历史研究者需要在充分把握史料的基础上，重视从新的角度对历史进行解读。

孙燕京教授发言　会议主办方／供图

周文玖从史学史角度发表了意见。他结合自己治史学史之学科史的经历指出：文化史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有从学科史的角度总结和反思中国文化史成果和理论的必要。《中国文化史学的历史与理论》的出版可以说满足了这种要求，恰逢其时。具体如何书写，可以关注文化史家对于学科史进展的贡献，并在学科史的框架下梳理学术谱系。他特别提到，作者应进一步挖掘龚书铎先生在学科建设方面所作出的突出贡献，为龚先生专设一章。

周文玖认为，给“文化史”、“文化史学”与“文化史学史”给出严格准确的界定并不是很容易，“中国文化史”这一概念的含义具有两重性，应注意区分中国文化的客观发展过程，与对中国文化史的研究这一主观认识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