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遗产名录》中的数量该不该“封顶”？

中新社北京7月31日电

杜晓帆。本人供图

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7月31日在中国福州闭幕。本届世遗大会上，中国“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项目入列《世界遗产名录》，英国“利物浦海上商城”却因已遭受不可逆转的损害而被除名。

复旦大学国土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主任、文物与博物馆学系教授杜晓帆日前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时指出，自然遗产会越来越少，但文化遗产还会不断更新，因此对世界遗产数量设定上限是不太可能的。

杜晓帆曾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华代表处担任文化遗产保护专员长达15年，亲身参与过诸多中国世界遗产项目的申报工作。他认为，世界遗产体系推动了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的发展，促进了中国遗产保护观念的转变，今天的中国也有充分的意愿和信心，为世界遗产保护作出更多贡献。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从1985年加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简称“《世界遗产公约》”)到日前泉州申遗成功，中国的世界遗产保护工作经历了怎样的历程？

杜晓帆：1972年11月16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第17届会议在巴黎通过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197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成立，成为公约管理机构，同时建立《世界遗产名录》。1985年，侯仁之、阳含熙、郑孝燮、罗哲文四位先生联名签署了一份全国政协提案，建议彼时尚处于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积极参加并推动既有益于本国，也有益于世界人民精神文明的国际文化科学事业。同年，中国加入《世界遗产公约》。

资料图：北京故宫博物院。中新社记者杜洋摄

1987年，明清故宫(北京故宫、沈阳故宫)、秦始皇陵及兵马俑坑、莫高窟、泰山、周口店北京人遗址、长城等6个项目通过审议，成为中国首批世界遗产。樊锦诗先生多次对我说，敦煌莫高窟申遗时的申报材料都是她手写的，还特别强调当时甚为难得地用上了几张彩色照片，当时的条件有多难可想而知。

如今，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不仅将泉州项目列入世遗名录，还将长城评为世界遗产保护管理示范案例。可以说，世界遗产体系推动了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的发展，促进了中国遗产保护观念的转变，今天的中国也有充分的意愿和信心，为世界遗产保护作出一些贡献。

事实上，中国也已经在这么做。无论是吴哥窟的保护工程，丝绸之路的跨国申遗，还是未来可能在非洲开展的自然文化遗产工作，中国都希望通过世界遗产这样一个平台，加强和各国的文化交流对话，为促进全球和平发展和可持续发展贡献中国力量。

中新社记者：东西方对于自然和文化遗产的界定曾长期存在争议，您怎么看？中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延续至今的国家，中华文明传统理念对世界文化遗产保护事业而言有哪些意义？

杜晓帆：中国世界文化遗产发展的历程可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对世界遗产价值体系的学习。上世纪80年代，刚加入《世界遗产公约》的中国，对世遗体系的很多规则都不够了解，更多的是依据传统文物保护的思路尝试推进。

资料图：初夏黄山，云雾缭绕，清新自然。汪新平摄

中国拥有泰山、黄山、峨眉山-乐山大佛、武夷山四个“混合遗产”(自然与文化“双世遗”)。其中，“混合遗产”在当年的申遗过程却并不顺利。西方社会普遍认为，自然和文化是割裂的，人创造的和自然的东西应该区别看待，而在东亚社会，特别是在中国讲求“天人合一”的传统文化下，人们习惯于把自然和文化当成一件事去看待。

第二阶段的特点是价值的冲突和理念的表达。1994年，《奈良真实性文件》的讨论与发布，正式将东方和西方社会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的价值冲突推上了国际舞台。这场讨论，不仅让国际学界正视东亚木结构建筑与西方不同的材料属性，并且促使中国重新思考了传统观念与国际文件之间的深层关系，进一步从文化语境的角度，深入考虑了通过世界遗产体系来保护自然和文化多样性的初衷。

2000年，基于中国文物特点所制定的《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发布，既体现出中国文物保护工作与国际共识的接轨，也代表了一份扎根中国实践、彰显本土特色的宣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