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南迁，故宫博物院如何完成世界文物史上壮举？

中新社北京8月23日电 题：文物南迁，故宫博物院如何完成世界文物史上壮举？

——专访著名作家、故宫博物院故宫文化传播研究所所长祝勇

中新社记者 应妮

在故宫600余年、故宫博物院近100年的历史上，文物南迁是一段可歌可泣的历程。1933年，中国山河破碎之时，为防日寇劫毁，以易培基为首的故宫人立下“人在文物在”的誓言，押运19000多箱故宫文物上路，时延十数年，地迤万余里，辗转颠沛，备尝苦辛。这，已经不是简单的抢救珍宝，而是一次真正的民族文化抢救行动。

“2023年是故宫文物南迁启程90周年，90年前的那段岁月算不上遥远，但毕竟时空环境都已变化，我辈如不努力，不去找回正在流失的记忆，那段岁月，就将隐没于历史的黑洞中。”著名作家、故宫博物院故宫文化传播研究所所长祝勇怀着这样肃穆的心情写下了新书《故宫文物南迁》。日前他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讲述故宫文物南迁的故事。

迁，还是留？曾经是个问题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鲸吞东北，虎视华北，故宫文物危如累卵。以史为鉴，当时的故宫博物院理事会理事兼古物馆副馆长马衡提议文物南迁。

祝勇表示，这在今天看来当然是明智之举和不二选择，可放到1932年北平的历史时空里，却遭到汹涌的反对声浪，有些甚至来自一些“有识之士”。有北伐大将要求拍卖文物，购500架飞机用于抗日；学者胡适对何处是净土感到茫然，寄希望于通过国际干预来保障文物安全；马衡的儿子马彦祥通过报纸与老爹叫板：“要抵抗吗？先从具有牺牲古物的决心做起！”。

留下，可稳军心；迁出，易散难聚。但文物绝不能作为战争的赌注。“只要文物在，中华文化的根就不会断，中华民族的精神就不会亡，中国人就不会做亡国奴”，文物南迁最终成为社会的主流意见。

在祝勇看来，迁还是留的争论，实际上反映了人们对文物价值的认识有一个逐步深化的历程，并不像今天这样有明确的认识。当年清帝退位后，很多人认为清宫中文物都是封建帝王的逆产，应当还诸于民，不应像清宫那样去集中保存；还有人提出应该在故宫中开马路。文物南迁争论发生在封建王朝结束不久的时间，所幸的是以易培基、马衡为代表的这批现代知识分子对文物的价值有超前认识，不惜一切代价坚决支持并实施了南迁，保护了这批重要文物。

可是，文物迁移又谈何容易？

19000多箱！纵然在和平岁月，安全运输如此巨量的文物也并非轻而易举。在这些文物中，有总计79338卷(相当于《永乐大典》的3.5倍)、36000余册、约8亿字的《文渊阁四库全书》；有中国保存最完整的佛学大百科全书、清朝第一部泥金写本的《龙藏经》；有每只重约一吨、上面镌刻着几百个神秘文字的先秦石鼓；更有瓷胎薄如蛋壳、胎体厚度大多在一毫米以内、薄似蝉翼、亮如玻璃、轻若浮云的填白脱胎瓷器……任意一件，都有无可取代的历史文化价值。

“在那个战乱的年代，前辈们的使命是在迁移中保护这些价值非凡而又无比脆弱的文物，他们不仅要面对天上的敌机、地上的枪炮，还要面对急流险滩、火灾水患，以及疾病和饥饿的侵袭，更不用说在污浊黑暗的政坛上，还有各种明枪暗箭引而待发。他们不仅要有气吞山河的勇气，更要拥有具体而微的操作能力，以确保南迁进程的滴水不漏、稳健无虞。正是这些艰辛，锤炼了故宫人不屈不挠的精神品质，铸就了故宫人一丝不苟的专业精神。”祝勇动情地说。

2010年9月26日，《故宫文物南迁史料展》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开幕。该展览展示了抗日战争时期从北平(今北京)南迁的部分珍贵文物。侯宇摄

“人在文物在”的报国精神

随着写作的深入，抗日战争的浩大图景在眼前一层一层铺展，祝勇愈发能够体会到故宫前辈们书生报国的孤绝意志，“书生报国，不体现为轰轰烈烈的出生入死，而体现为长期而艰辛的坚守与付出。”

故宫文物先从北京运到上海和南京。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这两地的文物又要悉数转移，分北、中、南三路运往西部的大后方。后来为了躲避日军对重庆的无差别轰炸，故宫文物再度启程，踏上西去的途程，几经辗转，最终落脚在乐山安谷乡，是为西迁中路。西迁北路文物，1937年由南京出发，经铁路运至西安、宝鸡，后由汽车运输，在大雪中翻越秦岭，进入四川，在峨眉山脚下落户。西迁南路的文物，经过桂林运至贵阳，又为躲避日机轰炸而转至安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