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上的贵霜帝国

贵霜帝国是公元1-3世纪前后出现于中亚和印度西北部的古国，一般认为它是由月氏五翕侯之一的贵霜翕侯丘就却所建。由于材料的缺乏，有关贵霜帝国的研究主要靠考古发掘。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亚历山大·坎宁汉、约翰·马歇尔等学者先后在塔克西拉、查尔萨达等地发现贵霜时期的遗存。这些遗存多位于现今巴基斯坦和印度，学者们便将贵霜历史纳入古代印度历史的范畴。1922年出版的《剑桥印度史》第一卷就有部分章节涉及贵霜历史。1934年，苏联工人们从阿姆河中意外打捞出一片兼具希腊风格的佛寺装饰残片——“阿尔塔姆装饰带”。以此为契机，莫斯科艾尔米塔什博物馆举办了第三届国际伊朗学大会，会上展出的苏联中亚考古成果，激发了人们在古代巴克特里亚（现在的乌兹别克斯坦南部和阿富汗）进行大规模考古活动的热情。经过多年的研究发掘，尤其是以泰尔梅兹老城、卡尔恰扬为代表的贵霜中亚地区的遗址被陆续发现，它们与印度西北部的贵霜遗址一起构成贵霜帝国的城市圈，为我们探讨贵霜帝国在丝路中南段的开拓以及丝路文化融合与传播上所发挥的作用提供了依据。

贵霜帝国的建立，从客观上推动了丝绸之路的拓展。早在波斯帝国时期，东地中海地区与中亚和印度西北部就已经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商贸与文化联系。自亚历山大东征后，中亚和印度西北部在一定程度上卷入了希腊化的浪潮之中。在中亚和印度西北部广泛流通的希腊化手工艺品和钱币、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希腊化城市，维系着从东地中海到印度河流域商贸的联系。受民族迁移的影响，东西方的经济文化往来在公元前2世纪中期受到一定冲击，但从公元1世纪开始，这一局面得到改善。在南线，自罗马帝国时期开始，印度洋季风规律被船员们所掌握，从埃及到印度的直航已经成为可能；在东方，张骞的两次出使和汉武帝的反击匈奴，也基本上打通从玉门关到费尔干那的东线；在西部，帕提亚帝国的米特里达特二世正励精图治，积极反击塞人，打通从木鹿到阿姆河流域的商道。作为当时丝绸之路中央十字路口的霸主，贵霜人自然也不例外，贵霜帝国的建立与扩张结束了这一地区自公元前2世纪以来分裂战乱的局面，为丝绸之路各支线在中亚和印度西北部的汇聚，提供了有力的保证。

贵霜境内的城市在丝绸之路的拓展和东西方文明的交流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从地理上看，泰尔梅兹、贝格拉姆、布色羯逻伐底、塔克西拉、秣菟罗等著名的丝路城市，都是贵霜人在原亚历山大、塞琉古王国、巴克特里亚希腊人、印度—希腊人、印度—斯基泰人、印度—帕提亚人甚至是印度人所建城市的基础上逐步拓展而来。贵霜人出身游牧，并没有太多建造城市的经验。当他们通过军事扩张，将这些城市纳入了自己的版图后，基本上都保持了这些城市的原有结构，并以它们为模版，在一些交通要道上建立起新的城市。这些城市的出现，使得远行的商旅有了依托，而城市数量的增加带动了人口的上升，人口的上升又带动了商贸的需求，丝绸之路中南段在贵霜帝国时期的定型正是得益于此。此外，贵霜人还通过军事控制和羁縻政策等手段，与印度西部各港口建立起了联系，这使得丝绸之路的海路和陆路最终得以在贵霜帝国境内交汇。北方草原的皮毛、印度的香料、中国的丝绸和漆器、地中海的葡萄酒、希腊—罗马式雕塑艺术品都通过这条海上丝绸之路得以进入贵霜帝国腹地，为后来犍陀罗地区佛教艺术受到希腊—罗马艺术的影响，逐渐走向繁荣，做了必要的准备。

在丝绸之路拓展的同时，丝路不同文化也对贵霜帝国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便是钱币。早期贵霜钱币的数量较少，基本上以仿制或者二次打压为主，大部分冒用原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国王的名义发行，风格也是典型的希腊式钱币。自贵霜帝国建立后，国王丘就却开始以自己的名义发行钱币，但由于帝国草创，其钱币尚未定型，大多数钱币依然保留着希腊化钱币的双语币特征，仿制和二次打压现象依旧存在。贵霜钱币的最终成型是在第三任国王威玛·卡德费赛斯时期。可能是出于商贸的考虑，威玛·卡德费赛斯对铜币的重量进行了一定的调整，其面值虽然依旧以希腊式钱币的德拉克马为单位，但是4德拉克马的重量已经从原来的9克左右上升为16克左右。为了与之配套，威玛·卡德费赛斯还发行了2德拉克马（8克）和1德拉克马（4克）两种较小面额的铜币。同时，受由海上丝绸之路开通所传入的罗马金币的影响，贵霜金币也在威玛·卡德费赛斯时期出现并成为贵霜帝国的主要币种之一。贵霜金币主要以罗马皇帝奥古斯都的金币为标准，分成1第纳尔和2第纳尔两个单位，1第纳尔的重量大概在8克左右。虽然，迦腻色伽一世及其之后贵霜国王已经不再使用德拉克马或者第纳尔作为其钱币的面值，但是希腊式钱币正面王像背后神像的传统，以及希腊式钱币中的1比4兑换比例，始终在贵霜钱币中存在，并影响了后来的萨珊波斯和寄多罗贵霜的部分钱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