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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要对外翻译中国法律?法律外译是法律话语交流

发布时间:2025-12-08 08:13:35 | 来源:中国新闻社 | 作者:刘相琳 | 责任编辑:

中新社重庆8月17日电题:我们为何要对外翻译中国法律?

——专访西南政法大学人权研究院(人权学院)副院长朱元庆

中新社记者刘相琳

法律外译是中国法律在全球法律多元格局下构建自我表达的重要方式。随着中国不断深化对外开放,要求中国法律以更开放的姿态,对外传递中国法律话语。与此同时,中国法律的外译,不是简单的语言转换,而是与普通法、大陆法、伊斯兰法等主要法律话语的交流。

近年来,西南政法大学法律外译团队进行积极尝试,先后将中国最新立法成果、典型司法判例和学术研究成果翻译成英文,展现了中国法治建设的最新成果。为什么要向外国翻译中国法律?中国法律外译在东西方交往中发挥了哪些作用?近日,西南政法大学外语学院原副院长、西南政法大学人权研究院(人权学院)副院长朱元庆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对相关问题进行解答。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中国法律外译经过哪些阶段,与中国社会发展有何联系?

朱元庆:中国法律的外译,可以划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从明朝末年到清朝中叶。译者以赴华访问的外国外交官、学者和传教士等为主,所翻译的中国法律不成体系,也缺少组织。

第二个阶段是从清朝中叶到民国初年。首次出现了对中国法典的完整译文,译者仍以欧美人士为主,翻译的目的基本是为了服务译者所属国家或机构的利益,因而具有高度功利性。

第三个阶段是从五四运动前后到新中国成立前夕。这个阶段首次出现了官方组织实施的法律外译。翻译内容不仅包括传统中国法律典籍,而且更加突出当时的立法成果。

第四个阶段是从新中国成立至今。这一阶段还可以细分为两个时期:一是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二是改革开放至今。随着中国经济社会飞速发展,中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人员及贸易往来迅速增加,为适应这一形势,中国积极组织和实施法律外译。特别是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履行成员义务,中国需将本国相关法律翻译成英文,帮助外国人熟悉中国的法治建设,减少贸易冲突和摩擦,中国法律外译加速发展。

中共十八大以来,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不断完善,法律外译工作走上了快车道,面向国际社会贡献中国的法治经验和智慧,塑造法治中国形象,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在这一阶段,中国(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对法律外译抱有极大热情,并将其作为改革开放、增进国际交流、积极融入和推动全球化进程的有机组成部分。这种积极主动向国际社会译介本国法治建设现状的做法,彰显了当代中国对自身道路、文化和制度的高度自信。

中新社记者:中国法律外译如何呈现其中所蕴含的中国法治精神?

朱元庆:中国法律外译,对于构建中国国际话语体系、提升国际话语权、帮助国外民众了解中国法治建设进展和传播依法治国国际形象,均意义重大、影响深远。中国法律外译首先要准确理解中国法律的条文及其背后的法治理念。早在中国法律近代化开始之初,有识之士就认识到“译书以法律为最难”,译者必须对中国法律和目的语所属国家的法律具有充分的知识和到位的理解,才能确保精准理解原文,并使用规范精准的译文再现原文的精神,而不仅仅是再现原文的语言形式。

以西南政法大学法律外译团队翻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英文版)The Civil Cod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为例,其中有很多中国原创性的概念。例如“民事主体”一词,中国以往大多翻译为civil subjects,但外国法学家对此译法却一头雾水。经多方查证和咨询外籍专家,西南政法大学外译团队将此暂译为parties to civil legal affairs。

此外,由于法律具有较强的意识形态色彩,因此译者在翻译法律时,要站稳“中国立场”,确保译文不失真、不走形。只有精通语言,才能吃透原文,并以地道精准的目的语,再现中文原文的精神。

2021年6月10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在北京表决通过印花税法。<a target='_blank' href='/'>中新社</a>记者盛佳鹏摄

2021年6月10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在北京表决通过印花税法。中新社记者盛佳鹏摄

中新社记者:中国法律的外译不是简单的语言转换,而是同国外主要法律话语的交流。中国法律外译在“你来我往”中发挥了哪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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