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常经，古今通谊 中古碑志书写中的“大一统”观念

早在先秦时期，“大一统”思想已现诸文献，概其要者，一是构建以“三皇五帝”为代表的上古帝王体系，二是强化“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之国家认同，三是宣扬“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定于一”的政治理想。“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秦王朝首次将先秦以来的“大一统”政治理想变成了社会现实，使“大一统”成为嬴秦之后中国社会的标准形态，对于后世维护国家统一、社会安定、民族团结等诸多方面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尽管民间“大一统”观念滞后于庙堂谋划与学界阐发，但就中古碑志书写内容来看，魏晋南北朝至隋唐五代期间，“大一统”观念已作为重要意识形态融入碑志文本创作中，深刻影响着这一时期碑志书写的范式与规则，社会民众对“大一统”观念已从早期自觉接受、普遍认同，逐渐发展为主动参与、铭旌颂扬。

祖先书写：天下一家

探寻族源，追述世系，是中古碑志书写的重要内容，因家族背景差别，碑志中有关家族历史的回溯，虚实不同，笔法各异，其中亦不乏矜门第、攀高姓者，但在这一时期的碑志书写中，无论中原地区民族，还是边远地区的民族后裔，均普遍地将“三皇五帝”奉为远祖，将族源归根于中华人文始祖。

北朝碑志记载，北魏大臣崔敬邕先祖乃“炎帝之胤”，阳平幽王妃李氏、和邃、侯愔、叔孙协等先辈系“轩辕之裔冑”。鲜卑人奚真祖先“肇系轩辕”，元宁之先乃“唐尧之苗裔”，乞伏保达之先“盖夏禹之苗裔”，库狄回洛妻尉氏之先乃“发颛顼之遐源，资有夏之苗裔”，匈奴人赫连夫人闾炫之先乃“分源白帝”等，类似记载在南朝碑志中亦不鲜见。隋唐五代时期碑志中奉“五帝”为远祖者更加常见，或称黄帝轩辕氏苗裔、帝喾高辛氏华胄，或称颛顼高阳氏胤绪、黄帝长子少昊金天氏苗胄，或称唐尧体胤、炎帝圣裔等。

与南北朝碑志不同的是，唐人通过阐发《史记·五帝本纪》之说，以夷夏同源方式解释了“四夷”后裔族源问题。“昔黄帝之子四十九人，或内列荣班，外蕃荒服，分珪宅土，锡族命官，宗氏因此而生。”（《张通墓志》）“昔者轩辕黄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内列诸华，或外分荒服。其有作政西土，观光北阙，藩屏天子，钦慕国章。”（《俾失十囊墓志》）中原地区周边“泛遥源于獯粥”的延陁氏称“肇系绪于轩皇”，突厥人阿史那摸末称“盖大禹之后焉”，匈奴后裔赫连仁称“先帝轩辕之鸿胤”，粟特族康阿达称“即皇帝之胄胤”，西域史国人史诃耽称“分轩丘而吐胄”，鲜卑人斛斯师德称“其先黄帝之后”等。

根同一系、祖出一源的祖先书写，映照出魏晋南北朝以来民族大融合的时代背景，昭显了“九州共贯”“和合共生”的政治理念。“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黄帝子孙散居四海，华夏民族同源共祖，天下一家的“大一统”观念已经深入闾里巷陌，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的高度共识。

史事书写：家国一体

历史书写是中国历代王朝最为重要的政治和文化工程之一。“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汉书·艺文志》）先秦时期，诸侯各有“史记”：“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孟子·离娄下》）西汉以降，至于唐代，已有十三部官修国史。“史谍出于后人之手，不能无失，而刻词当时所立，可信不疑。”（《金石录·序》）碑志发轫于秦汉之际，兴于魏晋南北朝，盛于隋唐五代，是载有墓主生平、美颂志主功德的传记石刻。“金石铭勒，出于千百载以前，犹见古人真面目，其文其事，信而有征，故可宝也”（《关中金石记·叙》），碑志记载讲究铭诔尚实，与家族史、地方志相辅相成，是国史研究的珍贵史料。

中古碑志在叙事上体现出对接家牒、国史的内心自觉，如“自分封命氏，懿德嘉猷，并国史家谍之所详”（《乐达墓志》），“原夫得姓命氏，列于春秋；降汉及魏，传诸国史…斯并详诸家谍，无资染翰”（《杜才墓志》）等表述，无不强调碑志是家牒、国史的组成部分。碑志所载河南元氏、弘农杨氏、渤海高氏、京兆韦氏、河东裴氏等大族世家中，不少人物可在正史传记中找到相应记录。除此之外，中古碑志还补充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如《魏君夫人雷氏墓志》中有关唐初西羌雷氏与钜鹿高门魏氏联姻的详细记载，是中原地区各民族之间交流交往交融的历史见证；《慕容知礼墓志》记载唐初鲜卑遗绪慕容知礼接受和学习汉文化，“雅擅词藻、尤工篆隶，年甫十五……雅性好学，服膺儒素”，类似记载亦见于《慕容相及妻唐氏墓志》，这些都是民族大融合生动而真实的历史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