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视古籍，让民族记忆生动起来

正值暮春时节，趁着假日，北京机械工程师冯臻带着10岁的女儿来到郊外，微风拂过漫山遍野的二月兰，溪水淙淙，他们不禁吟出这样的句子：“莫（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吟诵经典，是父女二人共同的爱好。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剑坐在书房里，再次细抚清人徐敦仁的日记手稿：“漫言三峡皆奇险，亦有平漪百里余。沙软客行江底路，日斜人钓石中鱼。”2021年，他将这部日记整理出版，让更多人能从这个小人物的记述中感受历史的温度。

四川成都“95后”摄影师陈馨，继续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着《山海经》主题的摄影作品。五年来，她研读典籍、绘制手稿、设计服装，通过自己的镜头，把《山海经》描绘的神兽逐一再现，她的故事一度登上热搜。

古籍，离我们并不遥远。它是民族的记忆，真实而清晰。它是传统文化的载体，具体而生动。从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的“加强文物和古籍保护研究利用”，到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的“加强文物古籍保护利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再到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的《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古籍”这个关键词高频亮相，呼应的是学人的吁求，关注的是民众的期待，承担起的是时代的使命。

更妥善的保护，更便捷的利用

“你现在读几年级？”

一年前，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博士研究生张亿到一家图书馆的古籍部借阅古籍，馆员却劈头问了这么一句。

张亿如实相告，说自己读博士三年级。那位馆员摇摇头，无奈地说，在博士毕业之前，他恐怕是借不到那部书了。原来，那部古籍插有不少前人写的签条，为了防止这些具有文献价值的签条被移动位置，图书馆只有将其整理后才能对外借阅。至于何时才能开始整理，谁都说不好。

张亿的遭遇并非个例。由于尚待整理、尚未修复等原因，很多古籍深藏于书库之中，无法被利用。也有一些藏书机构为了保护古籍，给借阅设置了重重门槛。求书而不得，困扰着很多学人。而作为爱书之人，学人也有共识：“只有把古籍保护好了，才能谈利用。不能让作为文物的古籍毁在我们的手中。”

事实上，近些年古籍保护的脚步正在加快。仅从修复队伍来看，十几年前，从事古籍修复的专业人员一度不足百人，如今，这个数字已增至千人以上。

79岁的赵嘉福做了一辈子古籍修复，8年前获聘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特聘教授。疫情前，他每周都要跨越大半个上海，赶到复旦大学传授“海派”修复技艺。

“我们的课下午1点30分才开始，赵老师每次都是12点30分就到了，提前一个小时给我们‘开小灶’。”该学院硕士研究生蒋明理说，传统古籍修复大多以师徒口耳相传的方法传承，在赵老师这样的修复专家身上，他学到了纯正的技艺，也渐渐理解了工匠精神，“我们的课程还包括微生物检测、纸张脱酸、光照实验等内容，这项传统技艺在‘守正’的同时，也一直在‘创新’。”

在成都，几位退休图书馆人创办了非营利机构四川西部文献修复中心。他们修复古籍，也办古籍修复培训班。培训班学员来自各行各业，有出租车司机，有餐厅服务员，有销售经理。如果考核合格，学员就可以变为职员，留在中心工作。十多年来，该中心已为200余家古籍公藏单位修复古籍善本、碑帖拓片、档案等2万多册（件）。

政府持续投入，民间力量积极参与，古籍修复为大众利用古籍奠定了“物质基础”。

“开发古籍资源，其实也是对古籍的一种保护。”张亿说，如果古籍有了影印本、高清电子本，就可以减少借阅原件的需求，既保护了古籍，又没耽误利用，“现在，国家图书馆有超10万部古籍数字资源向社会免费开放，不需要注册就可以在线阅览。如果其他藏书机构也能像国图一样开放古籍数据库，那就太好了！”

古籍数字化，越来越被各界所重视。一时间，各种古籍数据库纷纷涌现，公益机构做的、商业机构做的、私人做的、文化单位做的、教育单位做的、出版单位做的，不一而足，在方便读者的同时，也出现了种种乱象，有人将其总结为“条块分割、力量分散、缺乏统筹规划、标准不统一”。针对这些问题，承担着全国古籍工作统筹协调职责的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正在筹划实施国家古籍数字化工程。“建立健全国家古籍数字化工作指导协调机制，统筹实施国家古籍数字化工程”“加强古籍数据流通和协同管理，实现古籍数字化资源汇聚共享”已明确写入《意见》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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