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说中华文明的演进离不开“认同”？

中新社重庆12月4日电 题：为何说中华文明的演进离不开“认同”？

——专访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二级教授李禹阶

中新社记者 钟旖

在世界文明史上，绵延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具有显著的统一性、连续性等特征，并以独有的民族、国家、文化的“三位一体”认同模式建构了中华民族的深层价值理念，形成了独特的历史演进道路。

在浩荡历史进程中，华夏民族与国家认同意识的演进有何关联？民族、国家、文化“三位一体”的认同模式发挥着怎样的关键作用？在世界大变局中，中华文明又有何新挑战？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李禹阶近日就此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从历史变迁角度，如何认识华夏民族和国家认同的演进？

李禹阶：首先我们要明确，“国家”与“民族”在概念上具有较大区别。

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具有社会整合等功能，它的规范性与制度化特征十分鲜明。民族是在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形成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一般说来，民族在历史渊源、生产方式、语言、文化、风俗习惯以及心理认同等方面具有共同的特征。有的民族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宗教起着重要作用。

在中国，民族的文化及心理特点十分突出，在内涵上比外显的国家制度化特点具有更多内在的、“软”性的思想意识上的特征，即民族成员表现在民族意识上的自觉认同以及这种文化、心理认同的深沉性、继承性和强大性。

在人类社会初期，民族认同主要凭借以血缘、宗亲等生物学因素为基础的社会关系。随着社会发展，民族在演进中逐步形成为一个稳定的社会群体，并且与地缘构成发生新的交叉和整合，形成一种社会关系。在人类历史发展中，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既相互联系，又常常出现差异。

可是，在中华文明史上，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常常是空前一致的。例如春秋时期的内外交患，其时代主题交叉点的坐标为“尊王攘夷”，既鲜明地体现了时代政治与民族的大主题，也是华夏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向新时期转化的旗帜。从政治意义上说，“尊王”凸显了华夏政治国家的主权理念，以周天子的旗帜作为华夏政治共同体最高权力的象征，从而希望通过“尊王”而循守华夏政治国家的制度秩序。从民族意义看，“攘夷”则突出了华夏民族自觉的族别认知和自我认同意识。这些意识在春秋战国的历史发展中，逐渐构成华夏民族、国家一体化的文明特质。

秦统一中国以后，随着中央集权政治制度的确立，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更加呈现出一致性。同时，华夏民族在秦以前的多元一体格局仍继承下来，并且在民族融合与同化中，一方面不断扩大华夏民族队伍，使它成为当今一个人口众多的民族；另一方面东亚大陆的地理生态环境和华夏民族先进文化，又不断吸附许多新的民族，形成新的多元一体的民族格局。华夏民族正是在这种多元一体的转化中发展壮大，成为世界上一种特殊的民族现象。

中新社记者：中国朝代历经数千年，既有大一统也有分裂，为何“文明”始终保持持续发展的演进历程？

李禹阶：在中国古代，分与合、冲突与融合常常相伴而行。但是每一次冲突的结果，总是更高层次、更大规模的民族关系和生产关系的新调整，并导致更加强大、繁盛的统一国家和民族共同体的出现，使中华文明更加繁荣绚烂。

而由冲突向融合转化的必然性背后，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我们民族、国家意识中所积淀的深层文化价值理念，即以文化认同为基础的民族、国家认同的“三位一体”的一致性，没有自我封闭，而是表现出一种开放、兼容、内聚、礼义的形式与特点。

其一，从文化的开放性看，华夏民族的文化观念常常有着超越种族、文化差异的巨大的互融性、包容性。例如在秦汉大一统时代，其关东、关中文化的汇集，长江、黄河流域楚、汉文化的交融，后至魏晋时期，各民族文化的大融合等，使古代中国文化呈现开放而繁荣的状态。只要承认华夏文化的道德观念、价值理念，就可被华夏文明所接纳，各种文明成果都可以交融、汇集其中。

其二，从种族、民族的兼容性看，从春秋到明清，华夏周边的许多不同族群、民族，通过生业、文化、婚姻等方面的融合，逐渐汇入华夏(汉)民族大家庭。尤其是魏晋、宋元、明清的几次大的民族冲突与融汇，加速了民族大融合的进程。大汉、盛唐之所以被人久久称颂，正是因为有着春秋战国、秦汉魏晋的民族融合、胡汉夹杂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