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领队讲述背后故事：拨开层层黄土 揭开古代文明真容

听考古领队讲述考古发掘背后的故事——

为中华文明图谱勾勒精彩一笔(讲述·赓续历史文脉 谱写当代华章)

本报记者 刘鑫炎 付明丽 李俊杰 李 蕊 王锦涛

开栏的话

习近平主席在二〇二四年新年贺词中强调：“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

回望波澜壮阔的中华文明历史，经史子集里书写着一脉相承的文字，水墨丹青中饱含着“弦歌不绝”的期待，龟甲木牍里蕴藏着“思接千载”的心绪。放眼今日之中国，中华文化的“一池春水”生机勃勃，神州大地升腾起“郁郁乎文哉”的盛大气象。

本版今起推出“讲述·赓续历史文脉 谱写当代华章”系列人物报道，关注那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者。

2023年9月，考古遗址研学联盟在山西太原成立。来自良渚遗址、陶寺遗址等18处中华文明遗址的考古领队，共话考古发掘和遗址活化利用等课题。

本期报道聚焦其中4位考古领队，记录他们躬身田野、潜心考古、薪火相传的生动故事。

山西陶寺遗址考古领队高江涛——

“考古的魅力就在于常常有惊喜”

陶寺遗址位于山西省襄汾县，距今4300年至3900年，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四大早期都邑性遗址”之一。1978年，陶寺遗址正式开始挖掘。40多年来，大规模墓葬群、280万平方米的大型城址、气势恢宏的宫城宫殿遗址等先后被发现。

高江涛(见图，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供图)与陶寺遗址结缘是在2003年，刚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读博士的他，来到陶寺遗址实习。

“刚来就碰到一件大事。”高江涛说。2003年，陶寺发掘出观象台遗迹，不少考古学家对此持怀疑态度：观象台遗迹中的观测缝是怎么来的？4000多年前古人的观测点在哪里？带着这些问题，当时的领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何努带领同事进行进一步发掘……

有一天，高江涛在观测台地面上意外地发现了一道弧线，里面是花夯土，外面是生土，一铲一铲挖下去，弧线越来越长，最终封闭成一个大圆。继续挖掘，最后出现了内外4个圆形夯土组成的台子，最里面的圆心跟大家推测的观测点基本一致。“我们与古人的想法不谋而合！”考古队员们为此兴奋了好几天，“考古的魅力就在于常常有惊喜。”

2012年，陶寺遗址重新勘探宫殿区，意外地发现了陶寺宫城。当时，高江涛和同事偶然下到一处冲沟里，发现断崖断面似乎有夯土痕迹，他们顺着断崖一口气挖掘了50多米，发现断面竟然全是夯土。“高度疑似内城城墙。”高江涛回忆。

经过一年发掘，果然发现了四道城垣围起的一座近13万平方米的宫城。“宫城的发现，证实陶寺在陶寺文化早期就有可能是一座都城。”高江涛说，这也是中国目前发现的真正意义上的最早的宫城。

2013年，高江涛成为陶寺遗址考古领队。他走遍了陶寺的沟沟坎坎，见证了陶寺遗址很多重大的考古发现。他将陶寺遗址发掘的意义概括为“几个点”：“陶寺是百年中国考古的亮点、五千多年中华文明的重要节点、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内涵特质的焦点……”

一年有8个多月在野外调查，常年风吹日晒，今年48岁的高江涛看起来有些沧桑。但一说起陶寺，他总是神采飞扬。“考古队现在有12个人，90后是主力，还有两个00后，我是年纪最长的！”高江涛说，“未来，我们还要发掘陶寺遗址手工业作坊区，探索陶寺水系布局结构。”

这几年，高江涛开始更多地思考陶寺遗址的开发利用。他坦言：“陶寺遗址公园建设和文旅发展起步有点晚。”为了让更多人了解陶寺遗址，高江涛经常活跃在各种讲座、研讨会、展览等活动上。

“今天，考古的外延越来越大，只懂考古已经做不好考古。一个考古人，应该为文化遗产活化利用贡献更多才智。”高江涛说。

安徽凌家滩遗址考古领队张小雷——

“喜爱考古就不觉得枯燥和辛苦”

在安徽凌家滩遗址考古现场，总能见到这样一个身影。不同于在探方里一遍遍刮面、划线的其他考古工作者，他习惯围着探方打转，一手摸着下巴，两眼紧盯前方，总是若有所思。在他看来，考古不仅要靠体力，更要靠脑力，“边发掘边思考，才能有更多令人惊喜的发现。”

这个人便是凌家滩遗址第三任考古领队、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史前考古室负责人张小雷(见图，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凌家滩遗址考古队供图)。2020年，凌家滩遗址被纳入新一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考古工作再次启动，36岁的张小雷被任命为领队。

高三那年，安徽蒙城尉迟寺遗址启动发掘，得知消息后，自小喜欢历史的张小雷，骑着自行车，奔波了100多里路，从家乡安徽利辛县赶到遗址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