止戈为武：文献中记录的中华武术观

吴洋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院长，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古典文献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古代学术史、先秦两汉文学等。专著有《朱熹〈诗经〉学思想探源及研究》，编著有《〈古文观止〉精粹解读》等，发表论文多篇。

　　5月19日，河北省滦南县第三实验小学学生在操场上练习武术。新华社发

　　《纪效新书》书影 资料图片

　　2008年发行的戚继光纪念邮票 资料图片

　　河南嵩山少林塔沟武校的学生在上课。新华社发

武术，是中国传统的一项体育运动，在我国的历史文献中又被称为“武功”“技击”“武戏”“武艺”等，民国时期又有“国术”之称，我国东南部地区习惯称之为“功夫”，它包括踢打摔拿、器械攻防以及相关的医疗养护知识与实践，既注重体格之锻炼，又关注精神之修养，以格斗为目的，兼及体操之功能和舞蹈之美感，是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形成的优秀文化遗产。

本期讲座，我们主要从文字、文献等方面，介绍武术历史流传点滴。

武有七德

武术发源于军事战争，在商代的甲骨文中已经有“武”字，其字形为上戈下止（脚）。

“武”字从“止”从“戈”，“止”为人的足部之象形，“戈”为当时最常见之兵器，古文字学家于省吾先生指出，“武”字其“本义为征伐示威。征伐者必有行，止即示行也；征伐者必以武器，戈即武器也”。

甲骨文中表达军事征伐示威之“武”，在进入西周之后被迅速赋予“德”的内涵，成为周代礼乐制度的重要内容，并且延续千年不衰，成为中国军事思想和中华武术思想的核心内容。

据《左传》记载，公元前597年，晋楚展开“邲之战”，楚军获胜，楚庄王在战后并未因此得意忘形，他将“武”之含义解释为“止戈为武”，即能够停止战争才是真正的“武”。这种观念可以说吸收了《诗经》中歌颂周武王用武功平定天下、恢复和平的诗篇所宣扬的内容，亦继承了《尚书》中“明德慎罚”“义刑义杀”的理念，并且影响到后世“刑期无刑”“杀以止杀”“战以止战”之观念，也由此开始了中华民族爱好和平又勇于捍卫正义的精神品质塑造之路。除此之外，楚庄王还提出了“武有七德”的观念，即：“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乐”“丰财”。如果我们略作引申，则楚庄王所说的“武之七德”可以进一步理解为制止暴力、消灭战争、施行德政、传承功业、安定人民、团结友邦、充盈财富。这些内容同样依据的是《诗经》中歌颂周文王和周武王伐纣建周功绩的诗篇所传递的主题。在2600多年前，我国先民就已具有了这样的政治理想，并在之后反复强调，还将这一理想制度化为帝王之谥号，以提醒和告诫后世的执政者——《逸周书·谥法解》中记载，“武”这一谥号所代表的内容为“刚强直理”“威强叡德”“克定祸乱”“刑民克服”“大志多穷”，前四者都是在强调武功的同时，也强调要坚守正义、忠恕、美德和法则，而最后一条则是对后世的警告：不可好大喜功、穷兵黩武，不加节制的“武”不仅会令人困穷，更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楚庄王提出的“武之七德”，不仅包含了悲天悯人、天命所归的和平理想，而且还具有追求德政的政治理念，更强调安居乐业、增加财富的现实意义，一个立体的“武德”观念从此树立起来，并且被代代传承、不断丰富，成为中华武术的道德核心。

兼容并包

如果说“武德”是中国武术历史传承的精神内核，那么中国武术得以生生不息的源泉与动力就是“兼容并包”和“求真务实”。

在明代东南沿海的抗倭战争中，明朝曾从广西调遣壮族“狼兵”参与抗倭，其中一支“狼兵”由田州土官岑猛的妻子瓦氏夫人率领，取得了辉煌的战绩。瓦氏夫人所率领的“狼兵”有所谓的“岑家兵法”，擅长小队作战。杭州师范大学体育与健康学院副教授李吉远认为，在抗倭战争中起到决定作用的戚继光的“鸳鸯阵”，当年可能就借鉴过“岑家兵法”。瓦氏夫人擅使双刀，并将刀法传授给了项元池，项元池又将双刀法传授给吴殳，吴殳在他的武学名著《手臂录》中作《双刀歌》以记录此事，他还将自己从河北“渔阳老人”处学得的剑法融入瓦氏双刀法，并且将瓦氏双刀法进一步演化为枪法。正是吴殳的学习与改造，使得广西壮族的武术与中原武术互相交流融合，形成了新的武术招式与技术理念。